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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封面 | 2022女性风云人物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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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消息网3月27日报道 2020年3月,《时代》周刊推举出100位女性风云人物。从1920年代到2020年,每年挑选一位杰出女性上榜。这是《时代》周刊做出的改变,解决了一个以年度男性风云人物系列而闻名的出版物遗留下来的问题。新冠疫情暴露了破碎的系统对女性造成的伤害。《时代》周刊选择关注那些致力于为世界各地的女性创造更美好未来的领导者。2022年度女性风云人物榜单中,有12位跨社区、跨代际和跨国界的杰出女性,她们为实现一个更加包容和公平的世界而努力。

美国《时代》周刊3月18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据法新社意大利巴勒莫3月24日报道,卡塔尔对意大利来讲又成了“海市蜃楼”:尽管2021年欧洲杯封王和四度拿到过世界杯冠军,然而在0比1败给北马其顿之后,意大利队却连续第二次错过了世界杯,这一糟糕战绩前所未有。

报道称,即便有大把的机会(32次射门),但意大利队却在伤停补时阶段受到了“惩罚”。比赛进行到第92分钟,曾效力于意大利巴勒莫俱乐部的特拉伊科夫斯基,打进了绝杀球终结了比赛。

用主教练米列夫斯基的话说,北马其顿以“意大利方式”赢得了进军世界杯的最后机会。该队将与淘汰土耳其的葡萄牙对阵,希望能够继续创造佳绩。

报道称,意大利队队长、37岁老将基耶利尼表示:“真的难以解释……我们被摧毁了,你想用什么样的形容词都行。”主教练曼奇尼则表示:“2021年夏天我经历了最开心的日子,今天则迎来了最大的失望,难以言表……”

意大利队似乎又回到了四年多前,当时它被瑞典队淘汰而无缘2018年世界杯。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美国《纽约时报》网站3月6日发表题为《美国亚裔应对袭击潮:我们需要找回安全感》的文章,作者系杰弗里·梅斯 达娜·鲁宾斯坦和格蕾丝·阿什福德。文章摘编如下:

去年11月,她在清扫昆斯区住所前的马路时遇袭,头部被石块重击,昏迷了好几个星期。在马桂英(音)挣扎在生死线上时,针对亚洲女性的其他袭击事件接踵而至。今年1月,一名患有精神病的男子在时报广场地铁站将一名华裔女子推下站台致死。下一个月,克里斯蒂娜·尤娜·李(音)回到唐人街的公寓时遭到尾随,被刺40多刀后身亡。

每次发生此类事件后,美国亚裔团体和来自各政治派别的亚裔公职人员都会大张旗鼓地声讨,要求采取更多措施解决针对亚裔人群的暴力问题。但说到采取何种战略来打击专门针对亚洲人的犯罪,达成统一就困难多了。

许多传统组织——包括一度主导亚裔群体政治的商会——都要求增加街头警力、加大执法力度,并采取更严格的保释规定。但是,包括纽约市许多年轻亚裔公职人员在内的自由派人士却反其道而行,反对加强治安管理,主张采取循序渐进的举措来应对精神疾病和无家可归问题。

纽约美籍亚洲人联合会执行主任姚久安说:“我们华人社区有一半人说‘我们不信任警察’,可是另一半人说‘我们希望给每个亚洲人配一名警察’。”

上周,随着马女士不治身亡的噩耗传来,这样的分歧再次出现。遇袭后马女士在医院接受了近三个月的治疗,最终还是不幸身亡。在3月1日举行的记者会上,她的丈夫高战新(音)边擦眼泪边谈起妻子,也是他高中时代就携手的恋人,他还谈到这座城市需要做出更大努力来防止此类悲剧的发生。

62岁的高先生呼吁多管齐下。他说,这座城市应该帮助无家可归者找到容身之所,但他也气愤地得知,这名被控殴打他妻子的男子此前曾多次遭到逮捕。昆斯区地方检察官正在权衡是否因马女士的死亡而升级对该男子的指控。

高先生说:“我如今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左看看、右看看,看是否会有人攻击我。我一直生活在恐惧中。”

76岁的于金山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他是唐人街历史最悠久的华人团体之一中华公所的主席,即将离任。他说,美国亚裔生活在恐惧中,并敦促纽约市官员采取果断行动。 

暴力是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2020年,纽约警察局报告了28起针对亚洲人的偏见犯罪事件,逮捕了23人。2021年,警方逮捕了58人,记录在案的此类事件数量达到131起。

2月,一名陌生人在曼哈顿挥拳打向一名韩国外交官的脸。警方说,2月27日,一名男子两小时内在曼哈顿袭击了七名亚裔女性。

目前,亚裔是纽约市增长最快的人群。去年,五名亚裔美国人入选纽约市政委员会。纽约州众议院在2020年首次迎来两名来自南亚的议员。这些亚裔政界人士大多倾向于循序渐进地实现刑事司法和精神疾病医疗制度的改革。老年人和新移民则持另一种观点,他们认为更加严格的执法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更支持纽约市长埃里克·亚当斯的观点,要求加强警力并修改州法律,让法官在做出保释决定时考虑到危险性。

中华公所的于金山说:“美国亚裔女性为此付出惨痛代价。亚裔老人也在付出代价。”

他呼吁亚当斯市长安排更多身着制服的警察在街上巡逻,继续推动州议会修改保释法,尽管州参议院和众议院领导人都拒绝了市长提出的这一要求。

于金山说:“我们不关心你们的社会实验。我们需要找回安全感。”

亚当斯承诺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小组,把注意力集中在心理健康、无家可归状态与公共安全等因素如何相互交织这一问题上。这位市长和纽约市教育局局长戴维·班克斯都愿意考虑设置亚裔美国人的课程,奥尔巴尼的领袖们认为,这种课程将有助于减轻许多人认为助长此类袭击的“他者性”因素。

大流行也被视为袭击亚裔美国人的驱动因素之一;包括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内的一些人将病毒传播归咎于亚裔。

大多数亚裔美国人领袖似乎公开认同的观点是,谴责将这些罪行视为“黑人对亚裔”模式的冲动。美国亚裔儿童与家庭联盟的梁韵律说,种族分裂和刻板印象可能“破坏社群关系”。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3月15日发表题为《在秘密列车上保持乌克兰铁路系统运行的人》的文章,作者为古斯塔沃·谢拉。全文摘编如下:

尽管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进行特别军事行动,但乌克兰的列车系统仍在运行。乌克兰铁路公司总经理亚历山大·卡梅申和他的五名下属统筹铁路的全面运营。

在过去两周时间里,乌克兰的火车已经运送了210万人,其中绝大多数人逃往该国西部,或者试图前往波兰、匈牙利或罗马尼亚。列车达不到之前通常的160公里时速,而且经常不得不中途停车数小时来修复被导弹和迫击炮击中的轨道。即便如此,列车仍能保持每小时60公里的平均速度。

作为铁路系统控制的神经中枢,37岁的卡梅申和陪同他的五名工程师和高管一直在移动之中,他们在一辆列车上指挥工作,这辆列车只在少数车站停留,就停几分钟。他们借助苏联时代的一套老旧闭路电话系统与铁路系统1450个车站保持联系。

“策略是快速移动,这样你就不会被抓住,也不要在一个地方停留太久。”卡梅申在接受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采访时解释说。他在移动的车厢内研究地图,然后与各部门负责人沟通,看起来就像在前线指挥战斗的将军。他留着胡子,梳着小辫,看起来更像是摇滚明星而不是铁路总管,他还换下了西装,穿上了军服。

卡梅申和他的“将军们”最关心的是给受困的城市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位于亚速海的战略港口马里乌波尔现在是援助重点。卡梅申正在寻找替代方案:利用修复轨道的小型机车来输送救助物资,他在乌克兰另一个城市捷尔诺波尔坐镇指挥这一切。

铁路系统的另一个骄傲是配备了可以将伤员送往医院,并且有紧急手术室的列车。“在这方面我们得到了国外的帮助,但是我们自己在几个小时内将列车安装好。”一位工程师向记者解释说。

乌克兰铁路公司之前的23.1万名员工中的绝大多数仍然坚守工作岗位,他们是由铁路工人和民兵组成的“迷你军队”中的一员,负责保卫和控制铁路网络。

工程师们担心的另一个问题是,每条路线都有大量的乘客。显然他们现在不能要求乘客买票或者付款,也无法阻止绝望逃亡的乘客上车。在从基辅撤离的头几天,乌克兰士兵不得不向空中鸣枪以便人群让车队离开,甚至列车车顶上都爬上了乘客,他们宁可暴露在零下20摄氏度的气温下。公司客运服务负责人表示,让尽可能多的人上火车的决定是艰难的,因为这意味着任何事故都会让更多人遇难,但我们别无选择。修理铁轨的工人处境最危险,很多时候,他们不得不在炮火下修路。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西班牙“世界秩序”网站3月15日发表题为《欧尔班:俄罗斯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的文章,作者系卡门·马丁。全文摘编如下:

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托是普京在欧盟中最好的盟友。他批评对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并拒绝向乌克兰提供武器。作为交换,他从莫斯科获得了廉价天然气和政治支持。

欧尔班被指责为俄罗斯在欧盟的“特洛伊木马”。他的立场使布鲁塞尔难以形成反对普京的共同阵线:欧尔班拒绝将矛头指向俄罗斯总统。甚至有人猜测匈牙利曾威胁要阻止对俄制裁。

然而,欧尔班并不总是与俄罗斯如此接近。事实上,他在上世纪80年代出名,正是因为他反对苏联在匈牙利的存在。此外,他还批评前任总理曾与克里姆林宫来往密切。但后来,他加强了与普京的关系,并成为后者在欧盟的主要盟友。从那以后,在欧尔班眼中,俄罗斯和布鲁塞尔互换了角色:对这位匈牙利领导人来说,现在的问题是,欧盟已经“苏联化”了。

对于欧尔班来说,维持与俄罗斯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是当务之急。这是他“向东开放”战略的一部分。自2010年上台以来,他一直在推动这一战略,以减少对西方的贸易依赖。由于这一转变,在匈牙利民众中,对俄罗斯的看法有所改善,对普京的支持率也在上升:2022年初,有43%的匈牙利人对俄罗斯总统表示同情,而36%的匈牙利人反对普京的做法。即使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这种趋势也仍在继续。

然而,俄罗斯作为匈牙利贸易伙伴的地位一落千丈:在2013年时,它是匈牙利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三年后下降到第十四大贸易伙伴。欧尔班将这归咎于欧盟自2014年以来实施的对俄制裁,但其他人认为这一趋势在那之前就已出现:油价下跌降低了匈牙利从俄罗斯进口的价值,而俄罗斯的经济危机导致其从匈牙利进口产品减少。

俄匈关系的关键是能源。俄罗斯是匈牙利的主要天然气供应国,占后者进口天然气的38.4%和原油的78.2%。这种依赖也影响了匈牙利对发展核电的承诺。2014年,欧尔班与普京签署了一项协议,投资125亿欧元扩建一个核电站,该核电站的发电量占匈牙利耗电量的三分之一。

现在,在欧洲能源依赖造成的危机中,匈牙利的电价是欧盟最低的:每千瓦时0.1003欧元,而德国的平均电价为0.23欧元,最高电价为0.3欧元。原因之一是俄罗斯向匈牙利出口的天然气价格远远低于市场价格。维持低电价对欧尔班至关重要,尤其是在4月3日议会选举之前,因此他极力维持与俄罗斯的能源联盟。

除了经济利益外,匈牙利还选择俄罗斯作为欧盟的政治替代选项。欧尔班批评了欧盟的模式,同时赞扬了俄罗斯政权的成功。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德国新闻电视频道网站3月14日发表题为《意大利是众多普京理解者的国度》的文章,作者为德国新闻电视台驻意大利记者乌多·京姆佩尔。全文摘编如下:

长期以来,在政治和经济上与普京的俄罗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德国政界。在意大利,理解普京的人几乎涵盖了该国整个政治领域。

范围广泛的普京理解者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就像试纸一样,让范围广泛的普京理解者在整个意大利暴露无遗。数量令人惊讶,在所有层级,政治光谱从最右翼到最左翼。其中,从一开始就支持普京的人就是前总理、亿万富翁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他跟普京有20年的私交。两人惺惺相惜,都在对方身上找到了自我。

我亲眼见证了贝卢斯科尼和普京之间深厚友谊的例证:2014年10月,普京和安格拉·默克尔在米兰的欧亚峰会期间举行了会晤。但是,普京放了默克尔的鸽子。他让默克尔等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午夜过后,他才在默克尔下榻的酒店露面。普京迟到了5个小时,因为对他而言,在米兰附近的阿尔科雷别墅与贝卢斯科尼共进晚餐更重要。直到最后一杯酒喝完,普京才跟他的“哥们儿”告辞。

普京与默克尔会晤的议题是顿巴斯地区的“分离主义分子”。默克尔用俄语和德语大声要求普京从克里米亚撤出,整个酒店大堂都能听到。会晤持续到凌晨,普京对我们只说了一句:“这是一次艰难、非常艰难但开诚布公的对话。”

在会晤过程中,默克尔女士如数家珍地给普京列出驻顿巴斯俄罗斯部队的番号,并且指责他撒谎,因为普京一直否认曾在顿巴斯“分离主义分子”控制地区部署俄罗斯部队。

今天我们知道,默克尔总理的严厉批评丝毫没有给普京留下深刻印象。相反,欧盟的制裁只是不温不火——这也要感谢意大利对普京的支持。

特别是在意大利,对俄罗斯制裁的阻力一直是巨大的。2016年,一个意大利政治家代表团甚至前往克里米亚“建立互利关系”。对此,基辅提出抗议,但意大利外交部却置若罔闻。当时,来自贝佩·格里洛的五星运动党的外交部国务秘书曼利奥·迪·斯蒂法诺称乌克兰为“北约的傀儡国”。

2017年,马泰奥·萨尔维尼曾被拍到身穿普京T恤出现在莫斯科红场上。更令他尴尬的是:他签署了一项北方联盟与普京的统一俄罗斯党之间的“合作协议”。该协议规定两党交换“与安全有关的信息”。随后,意大利被其他北约情报部门置于“秘密隔离”的状态,但这丝毫没有激怒北方联盟。

对于该党而言,这显然远远超出普京的一些友谊象征。在萨尔维尼的朋友詹卢卡·萨沃尼的协调下,一群接近北方联盟的商人尝试与一家俄罗斯石油公司达成交易。北方联盟每年从意大利的石油交易中获得6500万美元的佣金。这笔交易失败了,因为美国社交新闻网站Buzzfeed2019年公布了莫斯科谈判的一段秘密录音。此后,该案一直交由米兰检察院处理。

当前,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行动使局势发生了变化。老朋友贝卢斯科尼彻底消失了。萨尔维尼尝试在波兰搞一场公关活动,他想在那里接收难民。

“我站在普京一边”

俄罗斯对意大利经济来说并不重要:2021年,意大利出口商品总额为7500亿美元,其中意大利对俄罗斯出口仅有不到80亿美元,从俄罗斯进口140亿美元。当然,最重要的是天然气。

现在那些普京理解者主导着舆论:是的,战争是不道德的,但北约挑起了战争。观察人士对在所有媒体中了解普京并且是克里姆林宫领导人真正朋友的人数之多感到震惊。在国家电视台——意大利广播电视公司,处处都对“俄罗斯的理由”深表理解。参加意大利的政治对话节目的都是普京的理解者,他们敦促乌克兰投降“以挽救生命”。

意大利总工会主席毛里奇奥·兰迪尼与前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主义者协会曾共同呼吁3月5日举行一次大规模示威,其主要口号是:不要普京,不要北约。无数示威者要求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并要求乌克兰投降以结束流血事件。

意大利前游击队员和反法西斯协会主席詹弗兰科·帕利亚鲁洛声明,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是“一个无法弥补的严重错误”,它将意大利“置于巨大的危险之中”。

许多人坚信,西方在基辅操纵着一个傀儡政府,而普京正跟在基辅掌权的法西斯和财阀作斗争。

其中不乏把对“西方”、对“美帝国主义”和对“德国在欧洲霸权”的仇恨转化为对普京的政治同情的年轻人。普京仇视西方?这也是我们所做的,因此我们支持普京,这就是这些圈子的想法。几天来,“我站在普京一边”的话题标签表现极为活跃。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经济新闻网3月16日发表题为《芥末喷到天花板、恶作剧的评论和意想不到的笑话:英国王室令人难以置信的幽默》的文章,作者系苏珊娜·塞瓦略斯。全文摘编如下:

王室成员严肃的刻板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们就像专业演员一样扮演着公众喜闻乐见的角色。然而,他们在有些情况下也表现得十分幽默而且平易近人,最重要的是,让人感到他们也是有血有肉的“人”。

正如英美合作的历史电视剧《王冠》所展示的那样,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从小就被赋予了巨大的责任感和使命感。70年来,她一直把作为君主的职责放在第一位,而把作为女人的欲望、问题和需求远远抛在脑后。她每次出场都展现出一种将宁静与威严相结合的高贵形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很难想象她也会爽朗大笑和讲笑话。然而,据她身边的人透露,当镜头不对准她,所有臣民不把目光聚焦在她身上时,伊丽莎白二世十分喜欢开玩笑,而且带着一种独特的英式幽默感。

威廉王子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菲利普亲王:王室的回忆》中印证了这种情况。他说:“生活中的一切都必须是正确的,但当一些事情出了纰漏时,他们——菲利普亲王和伊丽莎白二世女王也会哑然失笑。其他人可能会为此感到羞愧,他们却乐在其中。”哈里王子也表示,他的祖父母十分乐见打破常规。据他透露,亲王和女王甚至会说出“今年会不会捅什么娄子啊?真让人兴奋!”这样的话。

去年,英国第五频道播出的《王室宫殿的秘密》纪录片就讲述了这样一个“打破常规”的时刻。当时,一名维修人员正在白金汉宫内进行维修工作。伊丽莎白二世女王正在附近整理她办公室中的一张桌子。当她看到维修人员时,就走近他问他是否要一杯茶。那人正全神贯注地工作,就头也不抬地回答:“好的,请加两块糖,但不要用那种样子愚蠢的瓷杯端给我。”几分钟后,此人被告知茶水已经端上桌,这时他才意识到,刚才给他送茶水的女性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她不但没有向他发难,反而带着微笑悄悄走开了。

另一个充满英式幽默的时刻发生在1982年6月21日。在这一天,戴安娜王妃和查尔斯王储的长子威廉王子出生了。在见到第一个孙子时,女王带着顽皮的笑容,一边看着她的儿子,一边感谢自己的孙子“没有继承他父亲的耳朵”。要知道查尔斯王储出生时,他的父亲菲利普亲王曾说自己的儿子看起来像“一块李子布丁”。

尽管菲利普亲王在公开场合表现得很严肃,但他也十分热衷于开玩笑。威廉王子在纪录片中回忆道:“他曾经把盛着芥末酱的软管盖子取下来,让你拿着它。然后他会突然捏住你的手,这样芥末酱就会喷向天花板。”他的玩笑总会让厨房陷入一片混乱。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在眼下这个困难时刻,泽连斯基将不得不作出一些痛苦的让步,以换取俄罗斯的撤军。这些让步可能包括保持中立以及事实上接受普京对克里米亚、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占领。面对这样的损失,泽连斯基迫切需要一些重大胜利来向他的人民展示。而重建计划就是一大胜利。欧洲提出的重建方案越具体、越慷慨、越影响深远,乌克兰人就越会觉得他们的牺牲没有白费。欧洲要让乌克兰人感到,尽管他们可能输掉了一些战斗,但最终将赢得战争,即为乌克兰的“自由”和在欧洲的恰当位置而战。

英国《旁观者》周刊3月19日一期封面。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文/托尼·蒙特西诺斯)

大侦探福尔摩斯的形象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伦敦贝克街221B的福尔摩斯博物馆门前每天的任何时间段几乎都大排长队。那里成立于1990年,馆内的布置摆设都高度还原小说中的情节,为福尔摩斯“旧居”增添了真实性。

在拐角处,自1999年以来一直矗立着艺术家约翰·道布尔迪为福尔摩斯创作的雕像。这个角色已经是一个商标,一个旅游景点,即使对于那些甚至没有读过一行阿瑟·柯南·道尔作品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因此,福尔摩斯博物馆更注重商业而非文化。这座乔治王时代风格建筑的门票为15英镑,每隔10分钟放一批游客进入那个较为狭窄的空间。

里面随处可见装扮成故事角色的临时演员:首先会有典型的19世纪晚期的英国宪兵欢迎游客入内,然后会看到打扮成女仆的女孩,以及管家模样的人在一楼讲几句话。根据小说的描写,福尔摩斯和华生从1881年到1904年共同居住在这里,并且共用位于一楼的书房。书房与福尔摩斯的卧室相通,其中的大量细节无可挑剔,包括书籍、化学实验用具和衣服。华生的卧室在二楼,紧挨着房东哈德森太太的房间。这栋建筑中的一些房间现在被用作展厅。

游览路线会止于纪念品商店,那里出售与道尔作品有关的一切东西,顺便说一句,他总是希望自己能以历史小说而不是侦探小说出名。但现实是,他的侦探小说举世闻名,以至于他经常收到要求他替笔下角色签名的信件。福尔摩斯博物馆就是真实与虚构融合的一个绝佳例子。

英国作家查尔斯·狄更斯被称为“现代圣诞节之父”。正如他自己指出的那样,他当时希望通过作品《圣诞颂歌》(1843年)以及其他四个圣诞节故事“唤起一些有关爱和宽容的思想”。与狄更斯的生活和他的“圣诞发明”有关的一切,都可以在伦敦布卢姆斯伯里附近的道蒂街48号看到:那里是他创作《雾都孤儿》《匹克威克外传》和《尼古拉斯·尼克贝》时的居住地。在道蒂街48号的查尔斯·狄更斯博物馆,游客可以看到上述小说的手稿、他给妻子凯瑟琳的订婚戒指、他的家具、餐具、肖像、大理石半身像、装饰品、绘画、瓷器等一千零一件藏品。1837年,狄更斯和妻子搬到了这里。夫妇俩在这里抚养了他们10个孩子中的前三个,还举办过许多晚宴和派对,许多当时的大作家、演员和戏剧经纪人曾光临那里。

对于任何对19世纪下半叶的人们如何生活感到好奇的人来说,参观这个博物馆将是一种极大的乐趣,更不用说狄更斯的崇拜者了。人们可以从狄更斯的旧居步行到一些曾给他灵感的地方。

附近的芒特普莱森特街是他在《荒凉山庄》中给斯莫威德一家安置的背景,“总是孤独、阴郁和悲伤,像坟墓一样四面八方都被围起来”。法灵登路上的贝齐·特罗特伍德酒吧是以《大卫·科波菲尔》中一个角色的名字命名的。附近可以找到《雾都孤儿》中的一处场景,以及《小杜丽》中的重要场景“伤心园”中的鹅卵石庭院。(韩超译自3月15日西班牙《国家报》网站,原题为《从福尔摩斯的工作室到狄更斯的家,这就是伦敦的文学之旅》)

参考消息网3月26日报道 (文/雅克·史密斯)

我删除了Instagram,从脸书和推特网站上注销了账户。在放下手机之前,我隐约想起我还有一个“阅后即焚”照片分享(Snapchat)APP账户,我从应用程序库中删除了它。然后,我深吸了一口气。

那一天是2022年1月1日,我的新年“小决心”是放弃社交媒体一个月。我称之为我的“枯燥”1月。

我知道,出于工作需要我还要登录自己的社交账户观看视频。但我希望——也许是需要——停止在社交媒体上不停地漫不经心地刷信息。30天过去了,以下是我的收获。

刷手机成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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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月的第一个星期,我至少每小时会拿起一次我的手机,不为别的,就是想浏览我的社交媒体消息。没有这些APP可用,我的拇指在主屏幕上盘桓,我犹豫着,不知道下面该做什么。

直接把手机放下就像是认输。当然,每隔三分钟我都会用这部设备做别的事情。我可以翻看我的照片,看看最近几天自己做了些什么。或者仔细阅读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APP上的文章。通常我会滚动翻看我的“已阅”工作电子邮件,确保我没有遗漏任何重要的事情。

这听起来可悲吗?我感到有点难过。

科学家多年来一直告诉我们,社交媒体可以为你的大脑提供稳定的多巴胺流。多巴胺会因为我们做出让自己愉悦的行为而褒奖我们,并鼓励我们做更多这样的事。不足为奇的是,多巴胺也是成瘾的主要神经递质。

手机成瘾目前还不是一种医学诊断。但我不喜欢那种无法控制冲动的感觉。

我读过劳拉·瓦德卡姆写的《168小时:你拥有的时间比你所认为的更多》一书。事实证明,这千真万确——尤其是如果你放弃使用社交媒体的话。

在整个1月,我利用过去花在刷手机上的零碎时间完成了一些待办事项。等火车的时间用来完成我读书会书目的最后一章。如果去见朋友之前有五分钟时间,我会把碗放进洗碗机里以备清洗。在杂货店里排队时,我预约了一个修理工来修锁。当没有其他事情来分散我的注意力时,我能在短暂的时间里做好多事,这太神奇了。

给朋友时间

我丈夫出差了一个月,跨过元旦假期。他回家后,我想公开宣布这个消息。糟糕的是,所有的APP都被卸载了。我一个接一个地发信息给他的妈妈、我的妈妈、我的同事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完成这项工作时,我感觉有好几根手指都累抽筋了。

我这不是在抱怨。我非常感恩拥有一个亲朋好友的支持网络。但是,在虚假的社交媒体世界之外发展这些关系需要时间和精力。我打电话问他们在做什么,而不是仅仅浏览他们社交媒体上的故事。我安排了晚餐约会,而不是坐在沙发上远远地看看他们的晚餐。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认识到应该把精力投入到哪些朋友身上,谁又会把精力回馈于我,哪些朋友主要是网络上的熟人。

需要明确的是,这两种朋友我都需要。我需要那些凌晨1点给我发表情符号的人(我是多么想念那些表情符号呀!),而且我也需要凌晨1点我能打电话给他们的人,尤其是当我对丈夫的思念如滔滔江水的时候。一个月远离社交媒体只是提醒我,在现实生活中优先考虑与我最喜欢的人们共度时光是多么重要。

做个白日梦

社交媒体也不全是坏事。是的,我会关注那些做蠢事的人和那些慷慨激昂地发表自己政治观点的陌生人。但我也喜欢关注旅游摄影师、微型住宅倡导者和DIY(自己动手)达人,他们都比我更富有创造性。我在Instagram上关注了一名75岁的举重运动员,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把我打倒。显然,35岁就放弃自己,投入沙发的怀抱有点为时过早。

这些人赋予了我做白日梦的灵感。他们帮我描绘了这样一个世界:我住在意大利山脚下一幢250平方英尺的房子里。我的房子毗邻一个绿松石般的湖泊,我每天都在湖中冲浪,保持我的六块腹肌,同时等待我的最新手工艺作品上的油漆干透。

没有社交媒体,我就会失去这样一些白日梦。这,也是可悲的。

现在是2月了,我要恢复使用一些APP。我可以享受这些额外获得的多巴胺……以及偶尔从现实世界抽离的感觉。

我要摆脱那些常常把我拖入对话黑洞的人,并且要在我刷手机前努力先完成我的待办事项(嘿,我还抽时间写完了这篇文章呢)。

我还计划着经常与我关心的人碰碰面。尽管我很喜欢那些表情符号,但这种现实生活中的往来是无可比拟的。(张琳译自2月26日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原题为《我的“枯燥”1月:一个月摆脱社交媒体,我的收获》)

参考消息网3月20日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网站3月12日发表题为《她因新冠肺炎有过一次濒死体验,但改变她的并非对死后生活的一瞥》的报道,全文摘编如下:

医生恳求佩奇·戴纳闭上眼睛睡觉。但她不听。她吓坏了。

她对医生说:“如果我睡着,我就醒不过来了。”

新的濒死体验

那是2021年10月的一个夜晚,戴纳正竭尽全力让自己和已有24周的胎儿活下来。在被诊断感染新冠肺炎后,她被送入美国特拉华州一家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在使用呼吸机后,她12天内瘦了30磅。一位医生后来告诉她,他一度估计她仅有5%的存活机会。

当医生进入戴纳的房间时,她正试图让自己镇静下来。她在自己的iPhone上播放凯尔特音乐,并在一台电视机上收看动画片《小猪佩奇》。

医生对她说:“你得睡觉。如果你不睡觉,你就会死。如果你的大脑无法入睡,你就无法康复。”戴纳强忍住内心的恐慌,闭上眼睛。她认为自己的生命到头了。她的世界变得一片漆黑。

但是,她的故事才刚刚开始。

任何读到过濒死体验的人都可以想象一下随后戴纳遭遇了什么。

身体漂浮着通过一条隧道,飞向远处的光亮处。听见天籁般的音乐。问候多年前去世的亲人。这些都是人们在《天堂90分钟》和《天堂的证物》等畅销书中讲述的故事类型。每一位曾濒临死亡的幸存者都会分享自己因瞥见死后的生活而被从精神上改变的故事。

但是,新冠肺炎大流行在其暴发后的两年里带来了一种新的濒死体验——这些体验由像戴纳这样的人讲述。他们重返人间并看到日常生活平淡节奏中的不可思议之处:能够品尝并嗅到咖啡,又能拥抱孩子们,在担心自己再也听不到鸟儿清晨歌唱之后目睹太阳升起。

他们不是因为瞥见死后生活而被从精神上改变,而是被他们感染新冠肺炎后挣扎求生时在人世间看到的情景所改变。

这种类型的故事往往不会赢得书籍或电影交易。

但是,像现年41岁的戴纳这样的人有着这些不可思议的求生故事,这些故事可以帮助我们所有人。

首先从感恩的力量说起。对一些人来说这是陈词滥调,但对许多新冠肺炎幸存者来说却并非如此。

去年12月从医院出院不久后,戴纳在脸书上写道:“我经常在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把一切视为理所当然,从行走或吞咽的能力到呼吸。”

天使无处不在

在生病之前,戴纳精力充沛。在获得国际关系学士学位后,她当时正在攻读东方医学博士学位。她是一位生活在特拉华州林肯地区的母亲、前记者和按摩理疗师,也是一位灵气疗法师。她曾经只带着一个背包徒步穿越中美洲。

新冠肺炎改变了这一切。戴纳说:“当你病情非常严重时,你身处一种无力的境地。你得依靠别人和陌生人让自己活下去。”

与许多有过濒死体验的幸存者一样,戴纳遇到了天使。但这些天使不是书本和电影中描绘的会发光的有翅膀生物。

当戴纳浑身沾满呕吐物和血迹时,有护士耐心为她清理干净。

还有催促她入睡的医生。戴纳说,当她8小时后睁开眼睛时,“他还在那里”。

我以为我死了

戴纳没想到她会住院。她早已接种第一剂疫苗,在去年准备接种第二剂疫苗时发病。她说,当她在重症监护室里徘徊于生死之间时,她开始患上重症监护室精神病——患者产生幻觉、变得偏执并失去时空感的一种紊乱症。

当撤掉呼吸机后,戴纳全身都失去知觉,发现自己漂浮在自己身体上面,低头看着在她身上忙碌的医生。她可以看到自己全身布满瘀伤,软管从自己手臂上垂下。

她说:“我再也感受不到胎儿移动,因为我什么都感觉不到。我以为自己死了。”

因此,戴纳做了互联网时代任何一个孩子在陷入不知自己是死是活的状态时都会做的事。她给一位朋友发送了短信。

戴纳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做到的,她在撤掉呼吸机后不知怎么就向一位朋友发出了一条短信。她当时精神非常混乱,以至于她认为自己正通过一种心灵感应向朋友发送短信。

戴纳这位朋友叫克雷格·莫尔,也是一名按摩理疗师。莫尔收到戴纳发来的一条短信,此前他已有12天未曾收到戴纳的消息。他说:“我每天要检查三四次讣告。”

戴纳发送的文字很简单:“我想我死了。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我一定是鬼。”莫尔回复道:“你还活着。在这件事上请相信我。”

梦想更远大了

戴纳后来康复,并于去年12月生下一个健康的儿子。她给他起名索伦,并说他正“像野草一样成长”。戴纳说,当一名医生后来透露最初认为她只有5%的生存机会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曾多么接近死亡。

现在戴纳仍面临巨大挑战。她不能自己分切食物、系鞋带或为索伦换衣服,因为她的手一直疼痛。她走路困难,需要接受治疗来学习如何恢复吞咽。她的味觉和嗅觉消失了。

疾病对神经的损害仍挥之不去,她一直在接受物理治疗。她要靠15岁的女儿伊莎贝拉帮忙。

戴纳的身体可能变虚弱了,但她的梦想更远大了。她拥有一家按摩、健身和瑜伽中心,但她希望做更多事情。她表示希望获得东方医学方面的学位,以帮助他人。她考虑搬到一个欠发达国家的小镇上,为当地提供医疗服务。她无法想象回到以前那种生活。

已有近100万美国人死于新冠肺炎。我们中的许多人失去了父母、兄弟姐妹、朋友或同事。

在戴纳看来,关于自己的病情还有一个她无法回答的谜团:为何那么多人死去,她却能活下来?

她说:“我该怎么说?我有更多人为我祈祷。我能得到良好的医疗服务,这真的很幸运。我不知道。”

但戴纳说,她可以通过选择如何生活来部分回答该问题。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据法新社洛杉矶3月14日报道,曾在《大寒》《蜘蛛女之吻》等受欢迎影片中出演角色而闻名的美国影星威廉·赫特周日去世,享年71岁。

多家媒体发布了其子威尔·赫特的一份通告。通告称:“赫特家族怀着极大的悲痛哀悼亲爱的父亲和奥斯卡获奖演员威廉·赫特在他72岁生日前一周的2022年3月13日逝世。”通告称,“在家人的陪伴下,他因自然原因平静去世”。

报道称,威廉·赫特因其有意塑造离经叛道和不同寻常的人物角色获得赞誉,如他在《高尔基公园惨案》(1983年)中饰演的俄罗斯警察;在伍迪·艾伦的电影《爱丽丝》(1990年)中饰演一位富有而冷淡的丈夫;在《直到世界尽头》(1991年)中饰演打算建造一台造福盲人的机器的男人。

报道还称,威廉·赫特扮演的第一个电影角色是在肯·拉塞尔1980年导演的电影《灵魂大搜索》中一名痴迷的科学家。他同凯瑟琳·特纳在1981年的电影《体热》中的出镜使其成为性感的象征。因在电影《蜘蛛女之吻》中饰演一名同性恋囚犯,他在1985年夺得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奖。

报道介绍,威廉·赫特1950年3月20日生于华盛顿特区。童年时期跟着他的外交官父亲环游世界。他大学学习神学,然后进入著名的纽约朱力亚德学院学习。

报道指出,尽管知名度越来越高,威廉·赫特看起来并不习惯好莱坞的生活。他曾在一次访谈中解释说:“我对所有这一切感到不适应,对抽着烟在红毯上走、看到所有的女性都挺着胸、所有的男性都穿着礼服感到不适应。”

报道还指出,然而他的私生活却很好莱坞。他同演员玛丽·贝丝·赫特结婚后又离婚,同芭蕾舞演员桑德拉·詹宁斯有一个孩子。他在另一场婚姻中育有两个孩子,还同法国女演员桑德里娜·博奈尔有一个女儿。

2018年5月,他被诊断患有前列腺癌,且已发展到无法治愈的阶段。他的儿子没有明确他是否因这一病症去世。

参考消息网3月19日报道 据法新社阿根廷瓜莱瓜伊丘3月12日报道,一个阿根廷家庭即将结束他们一生难得的旅行:这场冒险始于2000年,他们驾驶一辆1928年产的老爷车游历了五个大洲,同时生养了四个孩子,而现在孩子们已经长成少年。全文摘编如下:

扎普一家——埃尔曼、坎德拉里娅和孩子们——已经共计行驶了36.2万公里。现在他们中途逗留在这个与乌拉圭接壤的小镇上。他们计划周日回到他们当年出发的地方。2000年1月25日,他们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方尖碑开启了他们的旅程。

埃尔曼说:“我百感交集。我们将结束一个梦想,或者说实现一个梦想。”现年53岁的埃尔曼说:“现在将要发生什么?千百种变化,千百种选择。”坎德拉里娅在旅行开始时是29岁,现在已经51岁。她说,她最大、最棒的发现是在旅行途中遇到的人。坎德拉里娅说:“人们让人惊叹。人性真是不可思议。”

她说,他们一家访问的国家不少于102个,尽管有时因为战争或其他冲突他们不得不绕道而行。

这对夫妇对旅行滋生出热情时,他们已经结婚6年,有着不错的工作,刚刚盖了房子,还计划要孩子。他们的环球之旅始于阿拉斯加的一次背包旅行。

有人送了他们一辆车——美国制造的1928年产格雷厄姆-佩奇车。车的发动机很糟糕,车漆剥落得厉害。坎德拉里娅说:“它甚至没法发动。”

埃尔曼说:“座位和消音器都不算太好。它还没有空调。这是一辆你必须时时留意、小心驾驶的汽车。它看起来不怎么舒服,但非常了不起。”他又说:“它在城市、泥地和沙地上都行驶得很好。”

他们在22年里只换过8套轮胎,发动机只大修了两次。

埃尔曼打开车顶的一块帆布来展示他们的车。在需要露营的时候,帆布可以形成一顶简易帐篷,孩子们可以睡在下面。

他在谈到这辆经过改装的超级老爷车时说:“它现在比刚上路的时候强。”

在路上,由于头两个孩子出生,他们对车进行了扩容。他们的头两个孩子是现年19岁的潘帕,出生在美国,以及16岁的德休,是一次回阿根廷的旅行中出生的。他们把车锯开,中间加长40厘米,还添加了一个座位。

这为帕洛玛和瓦拉比的到来创造了空间。帕洛玛现在14岁,出生于加拿大。瓦拉比12岁,出生于澳大利亚。

这个家的最新成员是一只名叫“蒂蒙”的狗和一只名叫“哈库纳”的猫,在巴西逗留期间收养的。2020年,扎普一家因为新冠疫情在巴西耽搁了一段时间。

搭载的东西更多了,这辆车看起来像是从黑帮电影里走出来的:后备箱充当了厨房储藏区,发动机的热量用来做饭或给水加温,衣服和工具存放在座椅下面。这些年来,这辆车就是温馨的家。

埃尔曼俏皮地说:“这是一幢小房子,但后院很大,有海滩、山脉和湖泊。如果你不喜欢屋外景观,还可以变换它。”

车的侧面是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周游世界的一家人”。

扎普一家经常到当地人家中借宿。他们估计,他们拜访过的家庭总共有大约2000个。

坎德拉里娅在谈到人们的热情好客时说:“人性真是不可思议。许多人提供帮助只是为了成为一个梦想的一部分。”

但情况并不总是很顺利。埃尔曼曾经染上疟疾。一家人曾在禽流感暴发期间驱车跨越亚洲。他们还不得不同非洲的埃博拉病毒和中美洲的登革热打交道。

在阿根廷瓜莱瓜伊丘的街道上,看到扎普家的格雷厄姆-佩奇车时,人们会按响车喇叭致意。老爷车的车迷则纷纷同扎普家的车合影留念。有些人会买上一本扎普一家写的有关他们旅行经历的书,书名为《追梦》。这本书已经售出了大约10万册。扎普一家说,这是支持他们旅行的主要收入来源。

需要强调的是,他们访问过美洲、非洲、大洋洲、亚洲和欧洲。他们见识了珠穆朗玛峰,在亚洲吃过鸭蛋,在纳米比亚与当地人共舞,进入过埃及图坦卡蒙法老的陵墓,横渡过许多海洋。

对孩子们来说,这是一种难忘的经历。他们通过远程教育和坎德拉里娅的家庭辅导来完成学业。现在,他们将在阿根廷亲身体验课堂氛围。14岁的帕洛玛说:“我最想做的事就是交很多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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